2015年5月23日，上海论坛能源与环境分论坛在复旦大学光华楼举办，数十位专家出席了本次分论坛并做了精彩的报告。论坛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的论坛主题为2030年中国温室气体排放峰值与碳排放，第二部分是关于全球价值链、碳排放与国际竞争力。论坛由复旦大学能源经济与战略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吴力波教授主持。
       第一位发言嘉宾是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姜克隽，他介绍了中国碳排放峰值一些研究成果。根据能源所的最新研究，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峰值和其他能源相关的排放均会在2020年左右达到峰值。相对于发达国家，中国减排的时间非常短，由于需要满足2030年和2050年的减排目标，所以如何进行快速的能源结构转型非常关键。他还介绍了近期重点的研究项目，一是碳税和碳交易的政策研究，二是预测高能耗产业的发展。他提到在目前技术进步和GDP增长都很快的情景下，技术研发和节能减排的投资都不存在问题，这些都是减排的利好消息。
       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长张希良教授在论坛上分享了他对碳消费的看法。他认为未来基础设施增长会放缓，而随着城镇化进程和非生产部门的发展，未来消费将发挥更大作用。对于未来巨大的能源消费，他提出的应对措施是建立一些低碳社区来改变人们的消费方式，倡导低碳生活方式，预计到“十二五”末发展1000个低碳社区。低碳社区的运行管理、能源比例、各项指标考察的设计都是目前研究的方向，同时能源互联网的建设和电网的建设也与低碳社区息息相关。最后，他也鼓励在场学生积极开展低碳社区的学术理论研究。
       武汉大学气候变化与能源环境经济研究中心的主任齐绍洲教授介绍了目前中国七个省市碳市场试点的情况，他通过对比EUETS、CAETS和中国的试点情况，重点介绍碳排放交易体系中的配额分配问题。从配额分配的方法上看，有历史法、历史强度法和行业标杆法，中国的七个试点地区各自采取了不同的方法，使用一种或多种方法结合的方式。在配额动态管理制度方面，中国的几个试点都是采取事前分配和事后动态调整相结合。在配额的动态管理中，要充分考虑企业配额严重短缺或者过剩问题。最后，他提出试点地区中的几个问题，一是经济新常态与原本的政策研究设计存在差别，需要酌情调整，二是双重计算问题，三是行业标杆法不够严谨，四是拍卖过程中政府干预力量过强，五是配额规则需要根据时间和风险等因素进一步完善、细化。
       来自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克劳福德研究院Frank Jotzo教授首先对中国二氧化碳峰值问题发表了不同看法。他目前所做的研究结果表明，通过对经济状况、能源结构等进行一系列假设，得出的中国未来二氧化碳排放的曲线图是非常平的，很难找到峰值，因此他认为二氧化碳的峰值会非常接近2010年的峰值。其次，对于能源市场改革，他认为关键要点是电力市场改革方案和全国减排规划要相匹配。最后，他分享了澳大利亚碳排放政策现状。澳大利亚是很大的煤炭生产和出口国，两党在碳排放政策上处于两个极端，所以政策存在很大不确定性。目前，澳大利亚采用固定的二氧化碳排放价格，由政府出售许可证，2015年9月起澳大利亚还会参照欧盟的定价机制放开市场。
       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总经理助理李瑾分享了参与上海碳试点设计工作的一些感想和体会。首先，她介绍了上海碳交易试点的情况和成果，在第一阶段综合考虑占碳排放比例和管理成本纳入16个行业的191家企业，采取三年配额一次性发放的方法，采取直接排放和间接排放的计算方式。在三年的工作中，建立了一套综合性的管理体系，使企业对碳交易从完全陌生到理解支持。她还介绍了碳金融相关的发展，从碳市场到形成碳商品，能和其他大宗商品一样，可以参与到金融市场的各种活动中。上海碳交易所在去年完成了首单CCER的贷款、成立了保碳基金，今年完成了一个碳信托计划。她希望未来碳市场在有效稳定的政策制度框架下能够更加活跃，减排的作用能够更好地发挥。
       嘉宾和现场观众就可再生能源发展，个人纳入碳交易体系可行性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第二部分是关于全球价值链、碳排放与国际竞争力。第一位发言者是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孟渤博士，他探讨的主题是全球价值链长度的度量和微笑曲线。首先，他介绍了最近所做的研究项目，该项目把价值创造和碳排放结合起来，系统几乎包括所有价值链评估的环节，从中可以看出谁造成污染、对谁造成污染以及国家层面的排放与GDP之间的关系等。项目中共涉及30多种指标体系。该系统可以用来识别以生产为基础和以消费为基础的碳排放，可用于评估国际贸易中各国的排放责任。他还介绍了基于该系统的微笑曲线，发现中国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下游，而上游是美国和日本，上游很多国家的产能已经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
       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的蒋雪梅分享了研究团队关于碳排放测算的最新研究成果。她先介绍了碳排放责任制度，目前官方框架是生产国责任制度，而对发展中国家更有利的消费者责任制度和公担责任制度则非常依赖于国际贸易中的碳排放测算。她强调中国加工贸易比重非常高，而传统的测算中没有考虑到这一点，目前团队所做的工作就是从投入产出表中分离出加工贸易的部分。基于这种新的测算方式，她展示了与传统测算结果的差异，并对孟渤博士的计算提出质疑。最后，她提出了中国外资企业的碳排放问题，认为外资企业虽在中国境内，但最终收益流回东道国，碳排放责任由谁承担值得探讨。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高宇宁博士介绍了基于投入产出的中国工业真实产出与真实生产率的核算，该项目是他和孟渤博士共同完成的。他展示了一系列数据，包括自然资源的消费情况、对自然资源的损坏情况、能源节省情况、存款率等，从这一系列数据中可推算出真实的净存款、实际的真实的工业增加值，他进一步比较分析了各省和各行业之间的数据。研究结论显示，基于该计算方法，自然资源的消耗以及碳排放所造成的损害，使附加值下降10%左右，使平均固定资本存量减少30%，使生产效率下降3%-6%。
       汤维祺博士分享了与吴力波教授一起研究的成果。他向大家展示了一个全球碳排放的价值链，包含最初的碳排放环节到最终的碳消费环节。他介绍了假设场景分析，以追踪整个全球价值链中碳排放的走向和流动方向。该研究基于碳排放模型，结合生产者角度的前向分解和消费者角度的后向分解，模拟了金砖五国和一些典型发达经济体2015年之后的碳排放情况。研究表明，中国向发达国家的碳泄漏是非常高的，这与中国出口业的发展和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紧密相关。
最后，各位学者就碳关税的双向征收、国际贸易中的政策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