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eing, believing and behaving: Heterogeneous effects of an information intervention on household water treatment 

 

Author：

Joe Brown, Amar Hamoudi, Marc Jeuland, Gina Turrini

 Jour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86(2017) 141-159

 

由Joe Brown、Amar Hamoudi、Marc Jeuland 和 Gina Turrini 撰写，于2017年发表在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的论文，讨论了居民对健康风险信息的认知与反应特点。具体来说，居住环境中的某些因素具有潜在健康风险，比如水质污染。接收到关于风险的信息后，居民并不一定会采取相应的保护性措施。由此引发了一个疑问：居民怎样在认知层面理解环境风险信息？居民的应对决策受哪些因素影响？研究团队选取了柬埔寨的两个城市周边地区，从2011年7月开始至2012年8月，针对居民在了解到水质信息后是否采取净水措施进行了为期一年的随机实验。当研究者向最初对水安全更乐观的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家庭展示水污染的具体证据时，这些家庭改变了对健康风险的信念，并增加了对治疗产品的需求。然而，最初较悲观的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对治疗产品的需求没有显著变化。这些发现强调了健康风险信息响应的具体驱动因素中的异质性，更好地理解这一问题中的异质性，有利于推动家庭净水计划和疾病防控工作等公共事业领域工作深化。

 

01 引言 

在许多欠发达国家，腹泻病仍然是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在柬埔寨，由于饮用水受到污染和卫生条件差，腹泻病每年导致许多人不幸去世(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14；Lim等，2013)。在最近的人口和健康调查中，13%的柬埔寨5岁以下儿童在前两周内经历过腹泻(DHS，2014)。尽管通过社区一级的干预或家庭一级的技术和行为调整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避免疾病传染，但现状并没有得到真正地缓解。许多价格低廉的家庭级净水技术(例如，氯化或使用陶瓷过滤器)在成本收益上是划算的，但市场需求非常低。为什么居民不选择采取这些显然具有成本效益的改进措施呢？  

过往研究讨论了收入因素(Dupas, 2009)、教育水平影响调整的时间与金钱成本(Whittington et al., 2012)、难以直接观测的潜在成本(比如，含氯消毒剂的刺鼻气味让居民难以接受，Arnold and Colford, 2007; Jeuland et al., 2015)等因素对居民选择的影响，本文研究团队试图从认知角度解释居民对环境健康风险的应对行为不足的现象。 

除了收入效应和机会成本所起的作用之外，知识的匮乏在解释水传播疾病对城市周边家庭造成巨大负担方面也可能起重要作用。这些家庭获得信息的机会可能更加有限，误解环境健康风险的风险更高，包括与其自身饮用水质量有关的风险(Figueroa et al., 2007；Zwane and Kremer，2007；Kremer et al.，2008；Ashraf et al.，2013；Bennear. et al.，2012)。直接观察水质是昂贵的，而在世界上大多数地方，供水方对水质的监测是不足的。有证据表明，提供有关家庭水质的显著信息会增加采用保护行为和技术(Madajewicz et al.，2007)；然而，大多数这些证据仅表明信息对水处理平均需求的适度和短期影响。（Hamoudi et al.，2012；Jalan and Somanathan, 2008；Luoto et al.，2011；Lucas et al.，2011）。

 

02 实验设计

如图1所示，研究是在柬埔寨金边附近的两个城市周边地区开展。区域1横跨两个相邻的社区，包括分散在空间上的村庄，而区域2几乎完全包含在单个社区内，在区域2中，村庄沿着一条小路线性地排列。预备调查开始于2011年7月。研究结果显示，区域1比区域2更依赖自来水，但两者均可广泛获得方便的供水。此外，两者都有足够高的腹泻患病率，水质改进措施具有现实必要性。 

图1：研究样本区域

 

图2：区域样本财富与卫生状况分布 

如图2所示，采取等距随机抽样，得到每个地区的代表性家庭，可以发现区域1相对而言经济与卫生发展程度较高，输水管道更发达，收入水平更高。

图3：随机实验时间线 

如图3所示，随机实验的调查时间线从2011年7月到2012年8月。研究团队将每个地区内的代表性家庭随机分为两组，实验处理为进行入户水质检测并告知该户居民，后续给予信息的为实验组，做了实验但未告知居民实验结果的为对照组。 

2011年7-8月：预调查阶段，通过调查问卷收集样本家庭的信息。涉及的信息包括家庭结构、肠道疾病情况、水源情况、居民是否采取净水措施、水的储存方法；家庭卫生情况；居民对于提升水质的WTP（Willingness-to-pay）；居民对水质的偏好；居民对水质情况的主观认知情况（认知情况的调查采用Orgill et al. 2013 的方法，研究人员给予受访者十支蜡烛，并让受访者用蜡烛数量表示水的安全程度）。 

2012年6-7月，第一轮正式调查，在调查的第一天收集问卷信息，重复预调查阶段中涉及的信息，并对水质进行采样。在第一轮正式调查的第二天，研究团队水将质检测结果告知实验组家庭，调查居民对水质安全的感受情况，并且向实验组和对照组演示Aquatabs产品（一种含氯净水剂）的净水作用，并询问居民愿意购买的Aquatabs数量。 

2012年7-8月，上一轮调查六周之后开始第二轮正式调查，研究团队再次收集调查问卷，重点涉及居民对于水质安全的感受情况，并进行Aquatabs售卖。不仅如此，研究团队又一次进行了水质检测，但本轮结果只对研究团队可见。 

表1为调查问卷的基本统计信息。初始样本家庭数量为912个，完成调查后共计样本832个，样本在调查过程中的遗失率为7%。从各项家庭财富、行为特征上来看，接受新信息的样本组（425个）和未接受新信息的样本组（414个）并没有显著差异，说明试验样本选取符合随机抽样原则。

表1：调查问卷基本统计信息

 

    表2为第一轮正式调查后区域1和区域2样本在清洁/卫生情况和财富情况方面的对比。

表2：区域样本对比

表3进一步检验了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变量控制情况。第1列为全部的回收样本中，接受水质信息的样本和未接受信息的样本的统计差异。括号中为标准差，样本在10%水平不存在显著差异。第2列为信息（向居民展示结果的水质检测）为水质较差（存在污染）的样本组（729个样本）中接受信息的样本和未接受信息的样本的统计差异，同样不存在显著差异。

 表3：平衡性检验

 

03 实证分析

 

实证结果（1）：实验组vs. 对照组

考虑如下计量模型：

为因变量，在右图中为(1)-(5)栏中的变量。为反映接受水质信息的情况，等于1说明为接受水质检测信息的实验组样本，等于0为对照组样本。回归结果见图4。

 

图4：实验组 vs. 对照组 

图4中紫色为总体样本，红色为区域1的样本，蓝色为区域2的样本；实心标记为接受新信息的样本；浅灰色区域为90%置信区间，深灰色区域为95%置信区间。 

图4五个分栏所讨论的因变量分别为：

(1)第一轮正式调查后，对水质较为悲观的居民比例

(2)第一轮正式调查中某一家庭购买的净水剂数量

(3)居民在第一轮调查后使用净水剂的比例

(4)居民在第一轮调查后采用需要时间投入的净水措施

(5)第二轮正式调查中，对水质较为悲观的居民比例 

图4讨论的第一个因变量反映第一轮调查反馈的水质信息对水质安全认知的影响。总体而言，收到信息的家庭比未收到的家庭对水质情况的悲观情绪高出9个百分点。信息对区域2（“欠发达地区”）家庭水质信念的影响也是区域1（“较发达地区”）的两倍以上。

 图4中的第2栏表明提供水质信息如何影响居民在第一轮调查期间对净水剂的需求，第3栏代表居民购买净水剂之后的实际使用比率。尽管区域1的家庭平均来说更富有，并且对水质安全的初始信念（预调查）更加悲观，但结果表明，区域2（“欠发达”）的家庭比区域1（“较发达”）的家庭更有可能购买净水剂。而且，区域2样本的对照组和实验组在净水剂购买上存在显著差异，这说明观察到水质污染大大增加了该区域居民购买和使用净水剂的倾向。然而根据研究团队观察，这两个地区的样本在疾病发病率方面并没有因此产生统计层面的显著区别。而且，净水剂实际使用率远低于购买率。这说明许多家庭没有能够正确使用净水措施。

 图4中第四个因变量（第4栏）讨论实验处理对居民如何采取有益于水质安全的家庭生产行为的影响，这些家庭生产行为具有时间成本。作者总结了六种家庭生产行为，包括煮沸或过滤水，储存饮用水不超过一天，经常用肥皂洗手，使用前清洗储水容器，避免与饮用水直接接触，安全地覆盖所有储水容器。对于来自区域1的样本家庭，实验让其开展3种及更多行为的概率增加了11.6个百分点。

 图4中的最后一栏说明了实验处理（披露水质信息）六周之后，第二轮正式调查中样本家庭对水质安全的感受情况。在第一轮和第二轮正式调查时，对照组家庭的平均认知状态相似。区域2的实验组家庭悲观水平在第一轮正式调查后上升了11.5个百分点，第二轮调查中仍与对照组存在显著差异。而且信息对总体（汇总）样本中认知的影响似乎随时间减弱，在第二轮正式调查中样本总体悲观水平下降了1.5个百分点。

  

实证结果（2）：水质信息影响在不同财富水平上的异质性

在上述结果基础上，作者追问，实验处理效应对是否在不同群体中存在异质性？考虑如下回归模型： 

 

其中，S (socioeconomic status)代表受访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 为虚拟变量，分别代表高社会经济地位和低社会经济地位，变量值为0或1；h代表household，c代表地区，r代表具体调查轮次；为其他反映家庭和地区特征的控制变量，通过问卷调查获得。回归结果见图5。

 

图5：社会经济地位对处理效应的影响 

研究者发现，与低收入家庭相比，那些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在实验前对水质更悲观。而且，对于购买与使用净水剂而言，披露水质信息对卫生水平较差、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实验组样本的影响更大，对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样本则没有显著影响。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第二轮正式调查时，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实验组样本对水质的认知状态，与对照组相比已经不再具有显著差别。

 

实证结果（3）：信息影响在不同初始信念上的异质性

图6：初始信念对处理效应的影响

 图6描述了不同初始信念和不同水质检测结果的样本在多个方面的表现差异。O代表初始状态乐观，当居民给出的蜡烛（反映居民认为的水质安全程度）高于中位数时，状态为乐观。反之为悲观，用P代表。上角标+表示水质检测结果为存在污染（阳性）。从居民接受测试后的悲观比例（第1栏）来看，初始信念乐观（O）而检验结果为阳性（+）的实验组样本受到的影响更大，但这一影响在六周后有所衰减（见第5栏）。作者指出，居民对水质的认知状态随着时间的推移是高度可变的，而且信息刺激在短期内会很快衰减。研究团队发现，由第二轮正式调查获得的信息可知，实验组家庭最新的腹泻发病率与调查前没有显著差异，说明部分居民并未按照产品建议的使用强度充分采取净水措施。

 

04 结论

 

居民对健康风险信息的认知与反应具有异质性，这一异质性为我们理解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疾病防控和健康卫生工作提供了更加深入的视角。本文研究的实证结果表明：首先，入户水质检测结果会促使居民调整关于环境健康风险的信念，水质结果不理想会提高居民对净水措施的短期需求；第二，处理效应在卫生水平较差、社会经济地位较低以及初始信念更乐观的样本中影响更大，对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样本无显著影响；第三，尽管净水措施的使用规模上升，由于污染水质造成的腹泻症状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作者推测部分居民并未按照产品建议的使用强度充分采取净水措施。Joe Brown等学者的上述研究结合了认知理论和基于随机试验的实证分析，可以为家庭净水计划和疾病防控工作提供进一步参考。